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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到明天中华夏儿女民共和国人怎么样看U

2019-11-23 作者:世界历史   |   浏览(157)

原标题:金灿荣:从历史到今天中国人怎样看美国

2017年新一届美国政府上台以来,中美之间经贸摩擦不断。但另一方面,中国留学生中超过一半的学生选择美国作为留学目的地,且每年赴美的留学生人数仍在不断增加;而在美国的国际学生中,中国留学生占比最高,超过30%。在考察两国关系时,既可以有从政府层面出发的视角,也可以从民间交往的视角出发,关注两国在非政府领域——比如教育、文化、体育——的互动,这本是极其明显的事实。但在以往的国际关系研究中,注意力被过多地集中在了政府和军队这样的官方层面。

初识美国,“偶然”中美国种下了好感

徐国琦的新着《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将中美两国关系史的研究深入到个人和民间社团层面,通过对近代中国派往世界的第一位使节蒲安臣、第一位赴美汉语教师戈鲲化、中国的第一批留学生——清代留美幼童,来华的美国政治顾问古德诺和哲学家约翰·杜威,以及体育这一大众文化领域的考察,徐国琦向我们揭示了这样的一个事实:无论中美两国的官方外交关系如何变幻不定,民间和文化层次的交往始终都很活跃,并且自有其发展和运行规律。

从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到广州算起,中美接触至今已有221年;从1844年中美签订《望厦条约》有正式官方接触算起,也有161年了。可以说,已经有足够长的时间使我们相互认识。截至目前,我们对美国比对其他国家更关注,更有好感,对美国的意见分歧也最多、最复杂,这是百余年持续不断的一个特点。

3月23日,在由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办,理想国和四川人民出版社协办的“新全球化时代的中美关系史——徐国琦教授《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新书座谈会”上,与会嘉宾围绕中美关系史学史、徐国琦的研究、中美关系的现状和未来等问题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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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报道 | 新京报特约记者 寇淮禹

中国皇后号

中美关系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与其他一些西方国家一样,最早到中国的美国人也是传教士和商人。但是,鸦片贸易、侵略战争和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人对英法等国(还有后来的俄日)印象极坏。而美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执行的是“小舢板”政策,即跟在英国军舰后面,搭英国以武力迫使中国割地赔款、开放口岸的顺风车,既占到了中国的便宜,但又不成为中国应对的矛盾焦点。由于中国最早接触的美国人基本上是传教士和商人这类人,一开始就接触到美国平民化的一面,这在客观上有助于美国留给中国人一个较好的印象。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牛大勇首先简要回顾了国内中美关系史的研究史。他表示,国内的中美关系史研究,长期以来是在毛泽东定下来的调子基础上进行的。毛泽东在《“友谊”,还是侵略?》一文中,明确地把中美关系史视为美国对华的侵略史,中美关系史的研究长期依照毛泽东的这一思路进行。“文革”结束,有些学者开始反思。1979年,复旦大学教授汪熙,就中美关系史问题写了一篇文章,主张中美关系史不能简单说成是侵略史,中美关系史上还是有友好的成分的。这一观点遭到一些长期做中美关系史的老先生的反对,在学术界引发了一场大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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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战的硝烟弥漫到了1984、1985年。这时,北京大学的罗荣渠写了一篇文章,实际上是把论战双方的观点进行一下折中,他在文中主张中美关系史应该分阶段考察:在《望厦条约》签订以前,谈不上侵略问题;在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之后,美国在列强对华的侵略中,起了一定的主导作用;中日战争爆发,美国逐步加强了对日本的限制,而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中美两国是盟友关系;战后国共内战时期,美国的立场比较复杂,但肯定是偏向国民党一边,虽然这种偏向是有限度的;现阶段中国出于改革开放时期,中美关系又有新的变化。

美国传教士 狄考文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1985年11月14日,由汪熙作为会议召集人,在复旦大学召开了首届“中美关系史学术讨论会”。讨论会不仅邀请了他的论战对手,而且请了一批正在崛起的新一代做中美关系的史学研究者,老年学者和中年学者在观点上产生了尖锐的对立。“与会的青年学者也很多”,牛大勇一边指着照片一边说,“像站在这一角的时殷弘,后来是很优秀的学术带头人。”

最早关注美国的是中国的精英阶层。中国的精英阶层对美国感兴趣,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的大多数国家(包括欧洲国家)还都是王朝,而美国的国家结构比较独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世界上惟一的共和国。中国的精英对美国的知识兴趣就要比对其他国家浓厚。当时中国接触美国的渠道是民间,既不是官方也不是军队,美国那种既务实又冒险、积极向上的精神都给中国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牛大勇在1985年“中美关系史学术讨论会”的照片上识认故人,“王建朗老师在这里,这个是金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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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国琦也参加了1985年的这场讨论会。牛大勇说,徐国琦的研究是循着他的导师入江昭开辟的路子,把中国放在不断国际化的进程当中进行研究。此外,徐国琦的研究特别强调国与国的关系不能仅仅盯着高层的外交互动,政府之下,民间的各个层次,非政府组织,包括有组织的、无组织的各种各样的交流,都是值得研究的广阔领域。

浦安臣

“我们的研究为什么老局限在两国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和对抗,以及政治团体、政治领导之间的对抗呢?很多问题是没办法完全用“友谊还是侵略”这个框架去分析的。徐国琦的着作很实际地拓宽了我们的研究视野。他的研究提示我们,在这个多国互动的全球化时代,在中国不断融入国际社会的时代,到底有什么问题是可以研究的,以及可以采用的新视角,这个是对我们最有启发的。”牛大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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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需要文化和情感的理解

蒲安臣外交使团

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牛可坦言自己是中美关系史领域的外行,在他看来,《中国人与美国人》的意义在于通过一些实实在在的人、实实在在的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思考一些有实质意义的问题,让我们更好地回归常识。

所以,我越来越感到历史的偶然性在中美接触过程中的作用。如果中美之间最初的交往不是这样,那后面的发展轨迹就可能会不同了。在整个晚清,美国在西方国家中最受中国的信赖,所以才有美国人浦安臣代表中国政府出访,才有1868年美国人蒲安臣代表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蒲安臣条约》这样的故事,这在国际关系史上很罕见。这说明首先是浦安臣个人赢得了晚清精英阶层的信任,而他的背后就是他的国家美国。

牛可认为,“中美关系特殊论”是有其正确性的。美国学界很早就有一批精英,对中国抱有特殊的情感和知识上的兴趣。1971年,尼克松尚未访华,日本共同社驻美国的首席记者松本文夫就发表文章预言美国会和中国重新接近。松本当时的一个观察是,在美国国务院内,研究日本的专家寥寥无几,而且水平有限,但研究中国的则有一大批人,水平高,且对中国抱有深厚的感情。

我认为,1840年到1895年是中国国际关系发展的第一个阶段,这一阶段又以19世纪70年代初日本的介入为标志,分为英法主导和日俄发挥积极作用两个时期。在这一阶段,美国实际上不起多大作用,但正因为它是“社会”先行,而不是官方和军队主导,所以获得了中国很大的信任。

“对中国的特殊感情,在美国的公共文化中是有传统的。”牛可说。据他了解,上世纪80年代初的技术引进,很多是通过对中国抱有特殊情感的美国人,偷偷地、私下地达成的。那时的赴美留学生,很多也是通过特殊渠道入读的美国一流大学。“英语不好没关系,先来了再说。”“现在美国也向我们收取bench fee(注:向访问学者收取的费用)了,几年前我都没有听说过。”

民国时期,美国的影响持续上升

美国对中国是有系统的理解的,可是反观中国对美国的研究,是什么状况呢?牛可认为,我们的国别研究,是一种充斥着权力和竞争话语的研究,缺乏文化的和情感的理解。而徐国琦的研究关注具体的人物经历,关注文化层面上两国的交往史,在牛可看来,填补了我们对美国研究在这方面的空白。

1895年之后中国的国际关系进入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美国成为东亚国际关系中的积极因素,特别是1898年爆发美西战争,美国的势力一下子达到了原来西班牙在远东的殖民地——菲律宾之后。

作者:徐国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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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尤卫群

从当时的国际关系结构看,英法受到德国的强大威胁,减少了对东方的投入,日俄矛盾上升,美国也开始关注亚太地区。从中外关系结构看,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自1840年就开始恶化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达到最低点。当时不仅国际社会瞧不起中国,中国人自己的民族自信心、对政府的信任都降到低谷,出现整体性社会危机,政治丧失合法性,经济殖民地化,社会心理衰败。在这种时期,美国成为东亚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因素,对中国的政策意义开始上升。

版本:理想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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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剑鸣认为,徐国琦《中国人与美国人》一书,体现了三个特点,值得国内的历史学人借鉴。一是宏大的对于历史的观照,即“共有的历史”这一视角。他认为我们的历史研究,概念化的能力越来越弱,给人的感觉就是在讲事情,“事具始末”而已。二是扎实的档案研究带来了新的材料和丰富的细节,而非像国内的很多研究,只是把旧材料进行新的拼凑。三是讲故事的能力。“美国好的史家都善于讲故事,讲得非常精彩,过去叫分析性叙事,现在是阐释性叙事,通过讲故事来讲道理。”李剑鸣说,这在我们的史学训练中是相当缺乏的。

在此之前,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意义不大。美国1894年成为世界GDP的首强,有资格进行国际规则游戏了。美西战争后,它成为西太平洋的主要角逐者,在1895年中国对外关系进入到新阶段的同时,美国成为国际关系的游戏者。当时英法对中国还维持着强大的影响力,跃跃欲试的德国也介入了山东半岛,但最为活跃的是日本、俄国和美国。当然,那时美国的实力还不够高,它也还只是个小配角。当时英法处于守成状态,德国的重点是在欧洲开疆拓土,当时在东方矛盾比较突出的是日俄矛盾。

三个特点之外,李剑鸣还谈了自己对于徐国琦新书的两点感想。一是他感到,中美两国虽然是有“共有的历史”,但这种共有是不对等的。像是杜威访华,在中国的历史中很重要,是我们的历史书写绕不开的一章,但是像蒲安臣或古德诺,在美国的历史中不会浓墨重彩地书写他们。这些个人的经历使得两国的历史有了交汇点,但这样的交汇对两国的意义是不同的,李剑鸣说。

美国开始积极介入东方事务的标志是1898年的美西战争,它占领了菲律宾以至西太平洋,并开始实行门户开放政策。此时美国的金刚钻(经济实力)有了,“海权论”也已经出来了。但美国是个经济大国,同时又是个军事小国,所以美国国内还没有意愿去揽主导东方事务这个瓷器活。美国进入中国的政策视野并成为可以依赖的国际力量,从国际关系政策角度来讲比较有意义,还是在这个之后。

李剑鸣的第二点感想是,中美两国共有的历史中,其实是有着很多的差异和误解的。这样的差异和误解,不要说在晚清那个交通和通讯都欠发达的时代,就是今天,在中美两国的民间也广泛存在。李剑鸣以自己的二哥为例,本来在他的动员下,他二哥预备去西欧转转,但是后来听县里去过西欧的一位干部说,欧洲街道又窄,房子又旧,东西也不好吃,语言也不通,就打消了去西欧的念头。“我们很多人,你如果和他讲外国好,他会觉得你这个人挺奇怪,为什么要说别人好。”李剑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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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处在十字路口

巴黎和会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立新介绍说,近年来,做中美关系史研究的人越来越少,特别是相较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当代的中美关系或者国际关系,历史研究相对薄弱。但在他看来,中美关系史的研究能够触发我们对当前中美关系的思考,以及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展望,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强争夺远东的斗争中,日俄矛盾比较突出。日本成功地利用了英日同盟,并得到美国方面的潜在支持,赢得了1904到1905年的日俄战争。日本成为东亚首强后,日美矛盾上升。有资料显示,在西奥多·罗斯福时期(1901年-1909年),美国对日本就有所关注。美国学者和军界甚至提出,有可能发生日美冲突。就中国来讲,随着美国在这个地区的活跃,加上前期美国的形象比较好,美国仍然是中国依赖的一个对象。八国联军之后,美国率先退回庚子赔款余额,在中国的“公关”工作做得好,巴黎和会上美国提出的“十四点”对中国的精英影响很大。美国在一战前后,给中国的印象还是好的。但是,威尔逊的作为——在巴黎和会上向其他列强妥协、默许日本吞并中国山东半岛,导致中国精英层大失所望,其直接结果就是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

王立新当天主要谈了两点问题,一是在“共有的历史”这一研究范式之下,有哪些问题可以进一步研究;二是由中美两国共有的历史引发的他对当下中美关系以及未来两国关系可能有的走向的思考。

对美国的失望其实是个契机,它反映了中国朝野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失望。当时中国国内灾难深重,军阀割据,武夫乱华,中国人对自己的失望达到历史顶点,所以对外部的美国有期望,但是期望导致失望,所以历史教训是:中国的命运只能靠中国人自己。

在王立新看来,徐国琦《中国人与美国人》一书选作个案研究的人物和事件,以前的学者也有所涉及,徐国琦研究的意义在于,在“共有的历史”这一新的视角下,赋予了这些人物和事件以新的意义,即将这些人物和事件视为中美两国共同的过去。在当下这个全球化时代,国与国之间的依赖日益加深,不同国家之间的经历往往有很多交叉和重叠的部分,这些都将构成它们“共有的历史”;而挖掘不同国家之间的“共有的历史”,对于构建稳定、和平的国际关系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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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新说,实际上,在中美关系史上,构成共有的历史的人物非常多,徐国琦的书限于篇幅,仅涉及到其中的一部分。比如司徒雷登,他一生在中国的时间超过在美国的时间,对两国的历史都有巨大的影响。又如在华的传教士群体——最多时中国有6000位左右的传教士,在中国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活动。他们中的一些人物,比如丁韪良(William A. P. Martin),当过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后来又参与中国的改革,办学校,对晚清和民国初年的中国历史有很大的影响。

九国公约

另一方面,王立新提示我们应该看到传教士在各地的传教活动也深刻影响了他们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包括对美国自身的看法。这些传教士回到美国后,影响了美国民众,包括美国精英对东方、东方文化,乃至美国自身国家特性和身份的认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大卫2017年出版的一本书(注:指大卫·霍林格的Protestants Abroad: How Missionaries Tried to Change the World but Changed America)论述的就是这一问题,想要改变世界的传教士最终改变了美国。这些回国的传教士反对种族主义,反对帝国主义,主张对东方——包括殖民地、半殖民地——给予同情,他们把自由国际主义的理念注入了美国民众的心理世界和观念世界。所以,共有的历史不仅影响了中国,也影响了美国的历史进程。循着 “共有的历史”这一视角,无论是国别史还是国际关系史,都有很多研究工作可以做。

1922年,美国通过华盛顿会议签定《九国公约》,成功地逼迫日本退出山东,这让中国国内一部分国民党人成为坚定的亲美派。华盛顿会议以后,美国退守本土,美国国内孤立主义盛行。在那段时间,中国正处于黄金十年,当时的经济增长达到13%。也有人认为,日本攻打中国是看到中国的快速增长,要是不进攻中国,以后就没机会了。总之,那个十年中美关系是正常的。

Protestants Abroad,David A. Hollinger,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中国历史转折期:美国对中国民族觉醒无意识

王立新继而谈到读《中国人与美国人》所引发的他对中美关系现状和未来走向的思考。他认为当下的中美关系处在十字路口,正在向比较危险的方向转变,有人甚至认为两国正在走向“修昔底德陷阱”。(注:“修昔底德陷阱”指既有的大国会将新崛起的大国看作对自己的威胁和挑战,双方极有可能走向战争。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修昔底德在分析斯巴达和雅典的战争缘起时说:“使得战争无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还有这种力量在斯巴达造成的恐惧”。)徐国琦在着作的结语里说,两国共有的历史或许可以为未来的中美关系提供借鉴和指导。通过对共有的过去的深刻理解,徐国琦希望中国人和美国人能接受这样的看法,即双方未来的旅程,一起分享和共同拥有会更美好。王立新问:“我们能否从共有的历史中构建一个共有的未来?”

确实,20世纪40年代,中美关系曾达到又一个高峰。40年代时,在中国抗战时期的临时首都重庆地区,美国飞虎队的形象代替了中国传统的门神。这是中美关系的第二个高潮,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评价也很高。

王立新表示,在考察中美两国共有的历史的时候,不应该仅停留在表面,而应将目光深入到双方共有的历史之下,去探寻是什么使得这一共有的历史成为可能的。王立新认为,铸就了两国共有的历史的,除了双方共同的利益,还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抱负和共同的价值观。比如徐国琦书中蒲安臣这一个案,身为美国人的蒲安臣之所以被清朝政府选为代表出访世界,是因为清政府当时有加入所谓文明世界的决心,他们希望向世界表明这样的意愿,蒲安臣出访各国说你们要给清政府以时间;而美国也愿意帮助中国加入所谓的国际大家庭。这就是双方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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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德诺被中国聘请,充任宪法顾问,也是因为中国要完成从帝制到共和的转型。五四前后杜威来华也是一样。当时的中国愿意拥抱美国的教育理念、科学和自由主义价值观,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实现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的转型、国家的复兴。这一时期,中美双方是有着共同的理想和抱负的。

美国飞虎队

王立新表示,如果我们看一下中美两国的现状,就会发现两国在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价值观方面渐行渐远。美国民粹主义兴起,特朗普明确反对政治正确,美国的价值观、美国的制度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在中国,吸引力呈下降的趋势。美国的软实力,自特朗普上台之后受到了很大的削弱。而中国则越来越强调自己的中国特色,强调文化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

但内战的时候,这种形象被破坏了。马歇尔在访华的时候还是真心地希望中国搞联合政府,从美国自身的利益来看,他们也是希望中国避免内战的。但是,由于冷战的影响,美国的意愿出现了偏差。美国和国民党结盟,而国民党的腐败和内部的脱节导致美国形象受损。中国共产党成为美国这种做法的受害者,最早也最敏锐地意识到美国会给中国造成危害,因而积极对民众揭露美国的错误做法。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抗日战争使中国民众的民族自决意识空前提高。此外,中国现代民族意识的觉醒,还与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的宣传有关。

王立新认为,仅有共同的历史,而没有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价值的话,是无法拥有共同的旅程的,更不要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了。如果我们回顾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就会发现他不仅谈到中国的物质力量要发展,还谈到了民权和社会价值,“以我五千年文明优秀之民族,应世界之潮流,而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王立新表示,孙中山要顺应世界的潮流,建设一个政治上最清明、人民最安乐的国家的理想,建立一个林肯所谓的民治、民有、民享的政府,应该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意。《中国人与美国人》一书展现给我们的是中美两国不仅有贸易往来,不仅曾经共同抗击日本,而且曾经拥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价值和共同的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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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中美两国关系的未来,王立新表示他并不乐观。他引述《中国人与美国人》中文版270页的话作为他当天发言的结尾:“推动两国互相远离的浪潮太过猛烈,单凭少数几个人——无论他们有多么出色——根本无法阻止其分道扬镳。”“我希望历史不会重演。”王立新说。

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总之,在抗战结束以后,中国人的民族自主意识非常强烈,但美国人没有意识到这些。中国共产党对美国态度的变化,主要是因为美国后来支持国民党。当然其中也有国际因素。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写《别了,司徒雷登》一文,是写给苏联看的。当时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已随蒋介石集团到了广州,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还留在南京,周恩来派得力助手黄华到南京与司徒雷登接触。当时苏联负责国际事务的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正在西柏坡,他对此很敏感,就让毛表态,于是毛泽东就写了这样一篇非常刻薄的文章。

新中国:去恶魔化、去浪漫化的漫长过程

1949年以后,美国的形象更加坏了。中国外交选择了一边倒,与苏联站一条线。这是当时稳定政权的必需。朝鲜战争以后,中共就发起了全面的清除“亲美”、“崇美”、“惧美”的运动。后来,美国采取的反制措施导致了中美之间的23年僵局,其间在朝鲜半岛和越南发生了两场热战。在中国人民的心中,美国就是一个帝国主义恶魔的形象,尽管中国党政领导层对美国的心态远不是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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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宝岛冲突

毛泽东打开中美关系之门,是典型的地缘政治考虑。1969年中苏爆发珍宝岛冲突,毛泽东感觉到中苏之间实力的差距和危险性,于是出于地缘政治的需要打开了中美和解之门。美国也有这个需要,且赶上了一个非常现实主义的尼克松当总统。

1979年以后,中国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同时中美关系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美国的形象也进入到新的阶段。美国在中国民众中的形象进入到一个新的最好时期。1979年到1989年,中国民间与官方意见几乎相似;但1989到1999年,官方对美国的意见挺复杂的。一些部门批评美国,但务实的部门还是非常理性的。1999年炸馆事件对中国民众的伤害太大。还有赵梅提到的那一系列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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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

1979年到1999年这期间,中国人看美国人的特点非常明确,美国就是我们现代化的指标。以前,美国在某些方面是指标,但是还有一些别的指标,如苏联模式、日本模式、东亚模式等。但在这个期间,美国是最好的指标,这是毫无疑问的。对美国生活方式的接触和了解,使许多中国人向往美国。美国是个标准。1999年以后,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比较全面和深入,中国的主体性增强,全体中国人自信心增强,判断美国的时候越来越强调中国的视角。还有,就是美国对华政策的负面因素,它在本质上没有平等看待中国。随着了解的深入,对美国的浪漫看法就没有了。中国人对美国人的看法越来越多元化。这是中国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

来源:《世界知识》2005年第21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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